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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訴訟,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設的重大創舉
在線訴訟已納入法治軌道,電子訴訟平臺將在全國法院推廣應用,人民法院將基本形成“全業務網上辦理、全流程依法公開、全方位智能服務”的新格局、新形態,有效助力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


自2021年8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人民法院在線訴訟規則》(以下簡稱《規則》)已正式施行。這是最高人民法院為貫徹落實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的《關于政法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實施意見》,適應互聯網時代發展趨勢,滿足人民群眾多元解紛司法需求背景下制定出臺的司法解釋。表明在線訴訟已納入法治軌道,電子訴訟平臺將在全國法院推廣應用,人民法院將基本形成“全業務網上辦理、全流程依法公開、全方位智能服務”的新格局、新形態,有效助力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

在線訴訟是指人民法院、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等可以依托電子訴訟平臺,通過互聯網或者專用網絡在線完成立案、調解、證據交換、詢問、庭審、送達等全部或部分訴訟環節。核心功能環節是法官、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可以相互“隔空”視頻對話,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不用親臨法院即可接受法庭詢問談話、調解、庭前會議、開庭、宣判等訴訟活動。相對于傳統的線下庭審模式,虛擬的在線平臺也是庭審現場,與線下庭審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訴訟主體不僅要遵守法庭紀律,還要遵守訴訟程序規則,并承擔相應法律后果。傳統的線下庭審,當事人需要按照人民法院的傳票到庭參加訴訟,這對于地域遼闊的地區或身處異地的當事人來說,增加訴訟成本,消耗社會資源。而在線訴訟活動,既便利群眾,又節省群眾訴訟時間、交通等諸多成本,減少社會資源消耗,是司法審判領域“讓數據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的生動實踐。隨著交通和信息通信技術發展,全社會人口和信息流量流速增加,加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在線訴訟被賦予法律地位、與線下訴訟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正當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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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出臺之前,各地在線訴訟探索實踐過程中,對于“在線庭審”模式有支持點贊的聲音,也有擔憂甚至反對的聲音。有人認為,在線庭審目前普及的技術條件不成熟,全社會認同率不高,有的群體不適合用或不愿意用。持這種觀點的人,對我國互聯網司法需求和發展態勢以及人民法院近年來對在線訴訟的探索實踐還不夠掌握情況。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網民已達9.89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70.4%,移動互聯網用戶總數超過16億,人均每天上網近4小時。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自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全國已有3500多家法院接通“中國移動微法院”在線訴訟平臺,累計訪問量超過12.65億次;全國法院在線立案1219.7萬件,占全部立案數的28.3%;在線調解總次數651.3萬次、訴前成功調解案件614.29萬件,人民法院與外部組織機構部門訴調對接機制正在逐步完善;在線開庭128.8萬次,在線庭審平均用時42.3分鐘;電子送達3383.3萬次,占送達總次數的37.97%。這些調研統計情況表明,在線訴訟已經具備了較好的社會基礎和技術條件,廣大人民群眾是樂于接受的,是支持的。此前,杭州、北京、廣州先后設立了互聯網法院,還有其他地方法院探索開發應用“在線訴訟”模式。其中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引領開發應用的“支云”庭審系統,實現了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遠程在線”開庭,在線體驗清晰、流暢,成功應用于南通市兩級法院審判實踐,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大量案件實現了“無接觸”開庭或調解處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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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一部分人認為,在線庭審難以對當事人察言觀色分辨善惡,不利于增強法官心證,難以對書證等證據原件舉證質證,無法取得訴訟法層面的質證認證效力。不可否認,這是在線庭審的局限性,不僅如此,作為虛擬的在線平臺,受制于信息技術傳輸和平臺界面的局限性,在線庭審相比較于線下庭審有其局限性,庭審發言相對于線下需要更高聲音分貝。但是,經驗表明,并非所有案件都需要對當事人察言觀色,而且當事人在法庭的心理活動和情緒表現十分復雜,察言觀色具有主觀性、經驗性,作為法官心證參考并不可靠;也并非每個訴訟階段都需要對書證等證據原件舉證質證,并非每個案件都對舉證質證有較高的要求?!兑巹t》針對書證等證據原件質證問題已經作出了開拓性規定,比如,通過線上輸入形成的電子化材料視同當事人提交了證據原件。訴訟各方可以首先就電子證據的形式真實性、與原件的同一性發表質證意見,這一規定能基本解決部分案件的質證和認證需要,賦予了相應的法律效力。除上述問題外,也有人質疑在線庭審的規范性、嚴肅性和權威性,比如,有的當事人在線場所背景隨機,有的在車上,有的在廚房,甚至有的在床上,有的背景中出現無關人員走動交流;有的當事人形象邋遢,穿睡衣出庭等。這些操作層面的問題,影響法庭的莊重威嚴,需要逐步規范解決,在便民利民的同時不能失去傳統線下庭審的儀式感和莊重感,要讓在線庭審也體現國民基本素質和基本法律素養。

對于可適用在線訴訟的案件范圍,《規則》突破了民事訴訟領域,還可適用于行政訴訟、刑事速裁程序、減刑、假釋、民事特別程序和民事、行政執行案件等。但對這一規定的適用,要避免機械理解,并非屬于適用范圍的案件就必須全程在線訴訟,或必須采用在線庭審模式,案件適用范圍是相對抽象的規定,到底能否采用線上庭審屬于操作層面的判斷。個案情況紛繁復雜,是否適合在線庭審,不僅要考慮當事人意愿,還應該由承辦法官結合個案實際綜合考慮判斷,將是否“線上”或是否“線上轉為線下”庭審的主導權和最終裁量決定權交給承辦法官,否則,當事人與法官之間就“線上線下”庭審的爭議將導致訴訟程序的法律后果不能確定,使法官工作陷入被動,還可能引發當事人不必要的投訴。一般來說,案情簡單、爭議不大,或標的額較小,或證據較少,或對證據舉證質證要求不高的案件,以及能夠調解結案的案件,在出現當事人路途較遠或其他不便線下到庭的情形,都可以采用“線上庭審”模式。對于證據較多、案情復雜,需要二次以上開庭的案件,可以通過在線組織各方進行證據交換或對賬,然后以一次線下到庭的方式處理結案,讓當事人最多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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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線訴訟尤其是在線庭審雖有一定局限性,但其正面價值意義顯然大于其局限性,值得在全國法院推廣應用,有些局限性可以通過制定規范、平臺功能持續優化升級和技術進步逐步解決。社會各界應用辯證眼光來看待在線訴訟,用包容心態使之逐漸發展完善。在線庭審雖有諸多好處,但并非所有案件都適合,沒有必要片面追求在線庭審案件數量,對于哪些案件需要“線上”,哪個訴訟環節需要“線上”,出現哪種情形需要“由線上轉為線下”,應該由承辦法官根據當事人意愿,并結合個案實際綜合考慮判斷,當用則用,盡量給當事人提供便利,同時又提升法官辦案效率,讓在線訴訟對外便利群眾訴訟,對內成為提高法官辦案質效的好助手。

在線訴訟在全國推廣應用后,電子訴訟平臺與既有的審判信息管理系統對接融合,在技術層面可以全省一盤棋甚至全國一盤棋,協同高效,要防止多頭建設、重復建設和重建設、輕使用現象,同時加強培訓使用和宣傳,讓法官感受到方便、省力、高效,讓法官由“要求用”變為“愿意用、主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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